本文作者：丘学强  汪洁 （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前言
对于平海“军话”（又称“军声”）这一方言的形成历史过程，在民间流传着多种说法。当然，断然否定与断然肯定平海“军话”形成的种种流传说法，那是不科学的。但是，任何一种方言的形成，它是与历史背景，人文文化以及区域环境应该有直接的关系存在，那是无可置疑的。
那么，平海“军话”这一方言，是在什么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呢？又是怎样定位与命名的呢？它的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呢？本文将以大量的历史文献以及笔者搜集、采访到的有关资料而逐层分析、探讨。

“军话”、“官话”、“京话”
在探讨平海“军话”这一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它是定位为哪一种名称。“军话”有人说是“官话”、“京话”。
“军话”有人根据它与北方方言有点相似的特点，说它可能是“官话”。也有人说它可能是“京话”。弄清楚这种话的名称，对我们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来，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军话”。
因为根据我们在调研平海、坎石潭、青塘三地都讲“军话”的方言区时发现:“军”、“官”、“京”三字的读音，在这三个地方都读“军”字，而不是读“官”或“京”。为此、在语音上看，它应该是“军话”，而不是“官话”或“京话”。

从平海的历史考“军话”的名称
平海在元末之前是一个非常荒凉、人烟稀少、史称南蛮绝地的地方，它是一个由明朝军事建制守御千户所发展起来的小城镇。
朱元璋在平定中国之后，明朝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开始重定兵卫政策，在全国建立卫所制度。以5600人为一卫，下分前、后、左、右、中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又由10个百户所组成，百户所是明朝军队的基层编制，共112人。设2个总旗，10个小旗，1小旗10名士兵。另设有省一级的军事都指挥使。并实行军队世袭制，卫所官员（指挥使、千、百户）以及副职和旗（总、小旗）军，是以家庭形式世代居住于卫所。父在则子为余丁，父亡子继、兄终弟及、世代相袭。如没有男性继承人，兵部经布政、按察二司饬令原籍州县从该军户名下按亲疏次序找一男丁携妻补伍。
卫所里的军人来源有四类：第一类是“从征”，即原来的农民起义士兵。第二类是“归附”，即投降的元朝士兵。第三类是“谪发”，即因犯罪而罚充的官吏和士兵。第四类是“垛集”，即征调平民百姓为军。
平海城建成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是明朝新的军事建制下，其中一座守御千户所城。这一历史史实，可从《惠州府志》、《归善县志》和《重修开城都阃府花公墓志》等文献、碑文中得到证实。《惠州府志》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备倭都指挥使花茂始奏立碣石卫于海丰……又于归善县海滨立平海守御千户所。”《归善县志》记载：“南濒海东南有平海守御千户所”。《重修开城都阃府花公墓志》碑文：“公升授大明洪武都阃府之职，建造平海城池，开五屯而养兵，创一城以抚民，靖海上烽烟，卫边疆社稷”。由此可见，平海在明代的确是边防要塞，军人的集中所城。
既然讲“军话”的人与“军”的关系那么密切，我们就可以确定“军话”的“军”字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军话”即明代军人所讲的话。

从前人留下的资料考“军话”的名称
平海的“军话”与明代的卫所制有关，还可以从海南岛儋县、崖县有关资料中找到旁证。
詹伯慧先生在《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一文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海南岛的最南端，能有一些人说着近似北方方言的话，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想：从‘军话’的‘军’字上面，多少也可以看出一点眉目来。会不会同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军队远戍崖县镇压和奴役当地人民的结果有关呢？这就有待于历史事实来证明了。”这一猜测与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军话”的书面材料说法是接近的。《儋县志》卷二《舆地•习俗》中有这样几段话：“惟儋分有军话、乡话”，“是以州话共数种，一曰军话，与南省官话正音相同而声韵颇长。此乃五代前士夫以军戍儋，遂相传习，故名军话”。可见，《儋县志》修纂者的看法是：“以军戍儋”，是“军话”得名的主要原因。《崖州志》卷一《舆地志•风俗》中则说：“崖语共六种。曰军话、即官话、正音，城内外三访言之。其初本内地人仕宦从军来崖，因家焉、故其音语尚存，而以军名”。这也是说“军话”的得名是因为“从军”。
平海与儋州、崖县相距那么远，却不约而同地有人说“军话”而且又都与卫所的“军”有关，这不可能是偶合。再从风俗习惯来看，平海城内七月十四过节，与平海城外及周边地区七月十五过节有异（皆为农历，下同）。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也与城外及周边地区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灶有异，但与崖城却是相同。《崖州志•风俗》载：“七月十四为寒衣节……腊月廿三夜，以茶酒纸马送灶神”。这也说明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此，儋、崖县志写“军”，不写“官”或“京”，这书面的材料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平海“军话”的“军”字是正确的。

平海“军话”的形成与发展
平海所城的人当时为什么会讲一种与周边地区方言不同的而又有点像北方方言的“军话”呢？
从可能性看，明代皇帝朱元璋是重视“正音”的。这可从当时的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等“奉敕撰”《洪武正韵》的事实中看出来。又周宾所《识小编》：“洪武二十三年，《正韵》颁行已久，上……命词臣再校之。学士刘三吾言：“前后韵书唯元国子鉴孙吾与所纂《韵会定正》音韵归一，应可流传”。遂以其书进，上览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韵》，命刊行焉。而《洪武正韵》是“一以中原雅音为定”的。可见，当时的“中原雅音”是朝庭推崇的“通语”。在成员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中提倡讲这种“通语”是很可能的。
从必要性看，即使当时军队并没有接到一定要讲“通语”的强迫性命令，但只要军队中的人不是来自同一方言区，那么讲“通语”也是必要的，否则官兵之间就无法交际、沟通。
那么，平海人的祖先是不是来自同一方言区？
前文已经提到，平海在元末之前是一个非常荒凉、人烟稀少、史称南蛮绝地的地方。是一个由明朝军事建制守御千户所发展起来的小城镇。按当时的卫所建制，一个千户所，最少有一千多个官兵。这一千多个官兵，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在查阅《惠州府志》、《归善县志》时也确定了这一史实：
王楠，常州武进人。始祖友从曹国公下军。洪武三十四年，升隆庆左卫右所百户。三十五年王玉以父官阵亡升本所正千户。永乐十五年调碣石卫平海守御千户所正千户。今楠袭。
翁熙，浙江丽水人。始祖添归附有功。洪武元年调拔守御处州，二年升百户。翁海升宝庆卫中所百户；翁江改本卫后所百户，升衡州卫左所副千户，调碣石卫平海守御千户所副千户。今熙袭。
杨天民，湖广汉阳人。始祖茂从军拔凤翔卫充小旗，以功升和阳百户。杨钝袭，升宝庆卫前所副千户，调碣石卫平海守御千户所副千户。今天民袭。
曾良兴，广州东莞人。其先充广州后卫中所军，调碣石卫平海守御千户所。景泰元年曾华保充小旗，天顺八年实授。嘉靖二十四年良兴纳授冠带总旗，三十年以功升试百户。
王诏，顺天昌平人。始祖成从彭城卫右所军。永乐十八年王贵委碣石卫平海守御千户所，守护番船阵亡。二十一年，王通袭正千户调今卫所。今诏袭。
潘珍，安庆望江人。始祖求从安庆毕指挥下军，调……升广州右卫所百户。潘威调碣石卫平海守御千户所。正德六年潘寅以功升副千户。今珍袭。
杨丛，浙江定海人。始祖观弟宁波卫水军，洪武二十五年调龙江右所。永乐十七年升本卫试百户，杨贵袭。正统元年调碣石卫平海守御千户所镇抚。今丛袭。
林云，福建宁州人……林玉……永乐三年升蓟州卫中所百户。十五年调碣石卫平海守御千户所百户。今云袭。
从以上引述的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也可以证明他们都是世袭于戍地。他们的祖先在来平海所城之前，若不是说原籍的方言，便是说调来平海所城之前所居之处的方言。而这些人都是分散的，其中也有不少人是处于北方方言区之中，如“湖广”即今湖北，“蓟州”即今河北县。因为是世袭制，他们来到平海所城之后，大都留居了很长时间（洪武、永乐、天顺——嘉靖，最少的也有六、七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由于原来的语言环境不同，一但来到平海所城，是必定以“通语”交际。这种“通语”，也就是今天“军话”的前身。
当然以上所引述的大都是军官，那下层军士及民家的来源呢？笔者在2003年调研平海古代姓氏、人口来源时，抄录了大量的民家族谱：曾氏来自江西，崔氏来自河北，吕氏来自福建，刘氏来自潮州，汪氏来自安徽……。这些民家的祖先来平海所城时有前有后，但他们的语言都无一例外地被同化在“军话”中。
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去推测，平海“军话”的形成与发展，应该是属于这一种的情况：当外地人的来源不同，但人数比本地多得多且生活集中时，势力强的语言会占主要地位，不然会使用一种大家都懂的“通语”。这种“通语”一般会以一种语言为基础，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一些来源不同的语言成份，形成一种带“综合”味道的话。当有必要跟周围的本地人交际时，他们还可以学会当地的语言，形成操双语的现象。这种“多语”是带“综合”性质的通语，而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
因为军队是纪律性、集中性较强的组织，既然来源不同，不操“通语”是不行的。加上当时的军人是带家属，且有世袭之制，故军人家属也有说“通语”的必要性。
明初时期，平海所城的民家极少，这一事实可从现存的各文献资料中查到。于是在当时有利的语言条件下，使得这种“通语”得以形成、巩固并流传至今。

从现存的“军话区”探讨明代军队提倡的“通语”
在全国范围内，被称为“军话”的方言区有很多处。福建省一处：即武平“军家话”。浙江省一处：即苍南金乡“军话”。海南省两处：一是儋县“军话”；一是崖城“军话”。此外，在海南昌化江两岸的昌江县和东方县也有“军话岛”。广东省四处：一是平海“军声”；二是青塘“军话”；三是坎石潭“军话”；四是龙吟塘“军话”。此外，在广西钦州地区，也有一个“军话岛”。除此之外，在陆丰碣石镇和海丰捷胜镇，还有个别明朝军户的后代在其家庭中使用一些“军话”。
这些“军话区”都是在明朝初期设立过“卫”、“所”驻军的地方。正如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潘家懿教授所说的：“军话”是明代初期“卫”、“所”军制的直接产物。由此可见明朝初期在军队里的确提倡过使用“通语”。但是在60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中，导致了各地区所吸收的语言成份而各自有别。

“军话”与“中原音”的关系
当年平海所城军人所操的“通语”是怎样的，现已无法知道。但从今天“军话”的语言面貌看来，它的确是与当时的“中原音”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当年的“中原音”可能就是“军话”形成的语音基础。
《中原音韵》成书于元朝泰定四年（公元1324年），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它是以当时的北方语音为根据写成的。平海所城建成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与《中原音韵》成书时间相差70年。这段时间里，北方方言必然已有了变化，平海“军话”发展至今必定也已有变化，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出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来。拿今天的平海“军话”与杨耐思先生构擬的《中原音韵》音系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许多相同（近）之处。
                                   
平海“军话”语音的发展
平海“军话”的语音基础是明代广义的北方方言，而又不是北方方言的某个地点方言。但它的底层虽是明代的北方方言，可是，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入，故操“军话”的人在交际中不得不使用双语甚至多语。因此，其发展方向有异于北方方言。特别是词汇、语法方面，除了保留了一些北方方言的成份外还吸收了广东粤、客、闽三大方言的许多成份，形成了今天的这种面貌。
另外，今天平海的明代“军户”后人与明、清时期迁入的民家后人及周边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也可为上文作旁证。如平海明代“军户”的后人是腊月二十三日祭灶，明、清时期迁入的民家及周边地区的港口，大洲、铁冲等地区却是腊月二十四日祭灶。
据调查及查阅各县志所知，粤东、粤中一带祭灶均在腊月二十四日。查《澄海县志•风俗》：“腊月……二十四为小除夕……旧志云祀灶神”；查《增城县志•风俗》：“腊月廿四日祀灶，相传灶神是日朝天”，均有异于平海明代“军户”后人。但在北方，却是二十三、二十四两天皆祭灶或二十三日祭灶的都有。查《钜鹿县志•风俗》：“二十三日设菽草以送灶神”（河北）；查《万县•风俗》：“腊二十三日送灶，喟灶君登天也”（四川），均同于平海明代“军户”的后人。
平海处于南方，但明代“军户”后人的风俗不同于南方，却与北方的一些地区相同，可见平海所城明初时期来的北方军人，肯定占了很大的比例。这都可旁证：平海“军话”的语音基础，是明代广义的北方方言。事实也确是如此。

定义
对于本文的平海方言——“军话”的形成与发展探讨论述，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明代的军队已提倡使用“通语”进行交际，为什么时至今天，在全国的范围内，怎会剩下10多个被称为“方言岛”的“军话区”呢？
这一问题与历史的进程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明代初期实行的卫所兵制，至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已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士兵开始大量逃亡，造成了许多城池被毁弃。而平海所城直至清末尚有屯兵，这些历史史实可从现存的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中得到证实。这样，我们可以推断：卫所制地方的存亡与“军话”的存亡有着直接关系。
由此，我们也可以确定：明代卫所中的军人的确曾用一种接近北方方言的“通语”进行交际，而这种话在当时或稍后已获得“军话”的名称。对于南方各方言区的多数人来说，接触北方方言的不是由“官话”开始，而是由军人所讲的“军话”开始。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时间的推移，使之许多地区的“军话”消失了。清初的动乱以及卫所被弃裁也使仍然生存的“军话”有的散布到了卫所以外的地区，有的逐渐改变了它的面貌与名称。
当然，任何一种方言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断然否定汉代以来远戍南疆的中原军人及历代朝廷贬官对“军话”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科学的。但是，明代卫所军人在戍地家且因世袭而世代相传却是“军话”得以形成、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明代的“通语”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一定规范和制约的作用。明代中后期多数地区卫所制的名存实亡使许多地区的“军话”消失了。清初的动乱及卫所的被弃裁也使仍然生存的“军话”有的散布到了卫所以外的地区，有的逐渐改变了面貌。但各地“军话”中的一些相近或独特的特点，应就是仍然保留到今天的明代“通语”的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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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彭元藻等修纂《詹县志》，据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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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清）永塎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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